1938年3月，我参加全国学联大会等活动后，准备转回山东敌后时，经长江局组织部给徐州苏鲁特委转组织关系，给我写介绍信的就是刘顺元同志。他还让我带领十几位青年同志（内多党员）一起去，组织关系也由我带上，他向我作了亲切而信任的交待。这是战争年代我同顺元同志唯一的一次接触。再同刘老见面，是40多年后，1983年在南京了。十二大后，我参加省部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，经常出差。4月间，到华东几个省。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老同志对省的主要领导人意见甚多，因此，同刘老有几次交谈，深感他的直言不讳，高尚风德，也听到广大干部对刘老和其他几位老同志的衷心爱戴。这种情况在其他各省较少遇见。后来每逢中顾委开会，也常见面，无论就过去历史和当前问题，交谈中我们思想是相通的。当然，我对他曲折而光辉的一生经历，没有具体的了解。丁群同志退居二线后，有感于当代“左”的灾难，人事沧桑，于是勤于执笔，不仅积极为“文革”烈女陆兰秀彻底平反，还为她写了详细的传记，并命我作序。这次他又作大好之事，为刘老写了传记，并将原稿寄我，让我写序言。作者为此传记，南北奔波，并先后花了6年多时间，查找原始档案，访问200多知情人，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。从传记中我更加觉得，刘顺元同志是党内老一代中极为难得的领导干部；是具有大德、大智、大勇，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。
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，本世纪前50年，为推翻三座大山，历经曲折坎坷，千难万险，付出多少牺牲，取得了革命胜利。后50年，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，谁也不曾料到，还要经过更为曲折、险阻的过程，尤其是十年浩劫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革命胜利后普遍认识不足的，即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，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国，两者互相依存，难以解脱。于是导致家长制、一言堂、个人崇拜、个人迷信的借体还魂。人们能够胜利地渡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关、生死关，却难以渡过胜利以后的阶级斗争关和个人崇拜关。
刘顺元生于1903年，殁于1996年，是一位世纪同龄人。他目睹了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，亲自参加了以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又经历了全国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事变。他的经历，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他的极可珍贵之处，从传记中可以看到：
——从一个普通而又闭塞的农家孩子，成长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，以后又因为就业勤恭，博览不倦，成为一个“陈说古今，无不悉贯；评论时事，皆有证据”的学者。
——从相信军阀吴佩孚，到敬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，并且成为自己家乡山东省博兴县的第一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；以后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国民党日趋腐败的失望，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，在白色恐怖的30年代初，毅然抛弃国民党，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博兴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。
——他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和到上海中共中央、江苏省委和上海局工作以后，曾经先后3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始终坚贞不屈，每次都差一点牺牲生命。
——抗日战争开始以后，他被营救出狱，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，武汉沦陷后，深入皖东敌后，参与创建了拥有18个县级政权、5万人民军队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更值得珍贵的是：
——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在东北地区工作时，他从过去的盲目崇拜苏联，到识破和抵制驻旅大苏军的大国沙文主义，被苏军驱逐出境；以后又因此被斯大林指责为反苏，受到了撤销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并连降三级的处分。
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他又从五体投地崇拜毛泽东，到较早地发现和抵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，多次从理论和实践上批评“大跃进”，抵制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以至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“老右倾”、“大右派”，并且在“文革”中被关押批斗达7年之久，差一点性命不保。
——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不仅带头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参与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，包括审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集团；而且为避免重犯“左”的错误和再出现“四人帮”集团这种祸害，率先指出了党在理论观点和领导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，为彻底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实行改革开放，作出理论上的建树。
刘顺元的三生三死、几起几落的经历，充分表明：他不仅在革命时期，具有高于常人的识见和勇敢；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后，具有高于常人的识见和品格。他真是如他40年代在自传中所说的，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：“危险时绝不贪生怕死，安乐时绝对不会贪污腐化”；“在真理面前，一定能低头，同时亦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”。他确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，唯真理是从，而决不随风转舵、唯命是从的共产党员。
（该为李锐同志为《刘顺元传》所写的序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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